【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的蘇東坡】（上）

◎費勇

一○九二年，潮州重新修建韓愈廟，潮州知州王滌請蘇東坡寫了一篇碑文，也就是〈潮州韓文公廟碑〉這一篇碑文。在這篇碑文裡，最核心的一段話是：

「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大意是，韓愈的精進誠懇，能夠撥開衡山的烏雲，卻不能挽回唐憲宗的迷惑；能夠馴服鱷魚的凶暴，卻不能消除皇甫鎛、李逢吉的誹謗；能夠在南海的人民中得到信任，見廟祭祀，世代相傳，卻不能使自己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安生。大概是由於韓公能感動的是天，不能感動的是人！

蘇東坡寫韓愈，但也是他的夫子自道，借韓愈在寫自己。更重要的是，這篇碑文可以幫助我們從側面探尋古代士大夫的自我定位，可以從某種程度上回答一個問題，像韓愈、蘇東坡這樣的士大夫，幾乎都得不到皇帝的重用，還受到迫害，但為什麼他們卻一直保持著忠誠和努力？

蘇東坡得出結論：韓愈雖然得不到皇帝的歡心、得不到權貴的支持，卻得到了上天的支持、得到了潮州老百姓的支持。所以，他取得的成就，挽救了一個時代的墮落。「古文運動逆轉了衰敗已久的文風，他的道德挽救了天下人的沉迷不悟，他的衷心使他敢於冒犯皇帝的惱怒，他的勇氣折服了三軍的統帥，帶來了一股與天地並立、關係國家盛衰的浩然正氣。」韓愈在潮州任職的短短八個月裡，塑造了那裡的文化，他的精神長久的影響著潮州。

這裡，蘇東坡點出了中國士大夫內在的自我期許；不管做什麼，不是為了做給人看的，而是做給天看的。皇帝不欣賞沒有關係，得不到別人的欣賞也沒有關係，只要我做的事情是應該做的，那麼上天就看得到。

韓愈創立了「道統」這個概念，認為士大夫在政治體制之外，另外有一個自己的系統。在政治體制裡，權力的大小決定了你的地位，但在道統裡，你的品德、你的能力決定了你的地位。一個人可能官職很小，甚至遭到貶謫，但是，在士大夫的階層和民間，聲望卻很高。

所以，蘇東坡和韓愈一樣，雖然「不能一日安於朝廷之上」，不能在朝廷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並不影響他的道德文章流傳於天下，也不影響他在朝廷之外的地方取得成就。蘇東坡兩次在朝廷任職，尤其是第二次，幾乎得到了士大夫所能達到的權利頂峰，卻難以施展自己的理想和才華，倒是外派地方做地方官，被貶謫到黃州、惠州、儋州等地，為當地人民留下了豐厚的物質和精神財富，被傳頌至今。

蘇東坡最早在鳳翔府任簽判時，發現那裡的老百姓要負擔一種差役──把從終南山砍伐下來的竹子和木頭，編成木筏，裝載著西北諸州縣的官物，沿著渭河，經過三門峽等險峻之地，運抵汴京，才算完成任務。如果途中官物有所損失，運送的人往往會被治罪或傾家蕩產。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蘇東坡經過實地調查，提出一個方案──在漲水期到來之前，由服役者自己決定運送時間，就可以避免損失。

他一方面寫信給宰相韓琦，反應情況和提出建議，以期引起朝廷的重視；另一方面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積極尋找破解的辦法，向上級報告後，就修改了差前衙役的規則。

一○七一年至一○七四年間，蘇東坡第一次到杭州做通判，看到杭州的飲用水問題很嚴重。唐朝時李泌做杭州刺史時，在城內挖了六口大井，引入西湖的水，解決了老百姓的飲水問題。後來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時，進一步疏通六井。但到蘇東坡做通判時，六井已經漸漸淤塞，於是他和知州陳襄一起，請來精通水利的僧人，治理了淤塞。

一○八九年至一○九一年間，蘇東坡第二次到杭州做太守，全面治理了西湖水系，還修了一條長堤，就是現在的蘇堤。此次任期內，杭州發生瘟疫，蘇東坡自己配製了一種叫「聖散子」的藥劑，在街上用大鍋煎熬，給路人喝。據說，這是蘇東坡從老朋友巢谷那裡得來的治療瘟疫的秘方。

瘟疫過後，蘇東坡認為杭州這樣的商貿城市，來往的人很多，傳染病傳播頻繁，應設立「病坊」。於是就透過公款和捐贈的辦法，再眾安橋建立了一所名為「安樂坊」的病坊。蘇東坡自己帶頭捐了五十兩黃金。這應該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針對民眾的官辦醫院，後來搬到西湖邊，改名「安濟坊」。

未完待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的蘇東坡（下）

（摘自大是文化：《這僅有一次的人生，一定要讀蘇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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