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移民（下）

◎羅漪文

我出生的時候，漫長而激烈的戰爭才剛結束不久，鵝黃色的西貢市頓時黯淡無光，夜晚的街道巷弄皆因宵禁和電力不足而陷入漆黑，不只是我們一家，周遭所有人都過著慘淡拮据的生活。

然而，也因為天黑，抬頭即可望見星星布滿天空，碩大晶亮彷彿伸手可觸。

星星使我對黑夜不甚畏懼，而我媽媽則相反，她忐忑不安的摟著我入睡，深怕公安隨時敲門，「他們想要進來就進來，掀開蚊帳，看看裡面睡覺的人。」

就在某一次，公安無預警登門，他們大肆翻找家中物件，最後在衣櫃裡找到兩百元美金，於是沒有任何解釋就將爸爸帶走，後續連審判形式都沒有。

爸爸從此待在勞改營七年，留下媽媽和襁褓中的我相依為命。

一九八六年，為了證明其改革開放的誠意，越南政府釋放所有「偽政權」、「舊制度」的勞改犯人，爸爸才重獲自由。

五年後，爸媽兩人變賣僅有的小房子，湊錢買了機票，帶著我和妹妹告別越南。那是一九九一年，靈活的台商在越南開放之初就前往投資，爸爸因為會說中文而找到在台商公司的工作，但他們仍想離開。

爸爸後來承認，他想要離開那片傷心之地，也希望孩子能有機會接受中文教育。

窩居在木柵的我們，從未想過有朝一日會遇到越南女孩。他們大多數非常年輕， 十八、九歲青春冒險，遠渡重洋與台灣人結婚，適應婚姻的同時，適應異國文化，其中艱辛難以言明。

爸媽販售雜貨時常懷著某種憐惜，詢問她們的娘家在哪裡，在哪一條河流邊上，有沒有比我爸爸的故鄉堅江省迪石市更加遙遠？

在後來，加速推進的全球化浪潮又將北越的勞工送來台北。雜貨店出現新的顧客令爸媽和其他華裔移民相當意外，後者大概是沒有心理準備某一天竟會遇到「勝利的一方」。

當年，北越人挾著政權的優勢來到南方，變更了城市的名字，以強勢的意識形態掃蕩各個街區。在我們居住的巷子裡，來了一對北越夫妻接收了華人留下的屋子。

夫妻倆是黨員幹部，白天騎著腳踏車去上班，晚上回家鎖門，鮮少與鄰居互動，而作為「被解放者」的鄰居們與之保持客氣的距離。

所以，當北越勞工出現了，隱隱掀起某種不解與心知肚明的嘲諷：「為何南越姑娘必須結婚才有機會出國，而北越人可以出口勞動？大概又是革命後裔的福利吧！」

來台灣工作的北越人，有些住在偏僻的農村，方音甚濃。而早期華裔移民和「台灣的媳婦」（Dâu　Đài）所說的越南語，腔調和北越人說的不僅不一樣，甚至年長的華裔還保留著「解放前」時期的詞彙。

南北雙方偶爾出現溝通不順暢的情況，但有什麼辦法？能夠協助翻譯的，也就是華裔和南越姑娘了。

我生長於南越，對南方文化充滿感情，加上有一段時間裡電視台密集播報「越南新娘」被虐待的新聞，使我掛念著年輕的南越姑娘們需要協助。然而，歲月悠悠，當我在二○一六年學習司法通譯課程時，班上大多數的南方姑娘已經熬過了他鄉異地的生活考驗，活潑地出來學習進修、考取各種執照來肯定自我。

因此，擔任司法通譯多的是「台灣的媳婦」，所服務對象反而是大部分為北越勞工。

於是，可以理解偵訊室裡的男人詢問我「是不是嫁過來的？」不只有他，很多勞工常常會這麼問。

延伸閱讀．．．越南移民（上）

（摘自：寶瓶文化《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

（圖／三星花月夜，畫家張堂龲提供，IG：@tarngku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