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移民（上）

 

 

◎羅漪文

 

移民署專勤人員盯著電腦螢幕，將筆錄內容對過一遍，按下列印紐，起身到外面大辦公室拿取印出來的紙本，偵訊室只剩下我和一名北越中年男人。

 

他的左手被固定在辦公椅的扶手上，連人帶椅子側過身來，以試探的眼神看著我，問：「你是結婚過來的嗎？」

我搖頭：「不是。」

見到他的表情有些困惑，我補充：「我從小就來了。」

他又問：「那你是城市裡的華人？」

我點點頭。

 

 

多年以前，我們全家還住在越南西貢。在越南語裡，「城市」一詞專指西貢。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美軍匆匆撤離以後，西貢改成胡志明市。

 

經歷了閉關鎖國逾十年，越南政府終於宣布實施改革開放。爸爸的兒時鄰居從澳洲首次返回故里，探望親友，短暫相見，旋即告別，爸爸帶著我們至市郊新山一機場送行。

 

鄰居叔叔一家三代在南方「被統一」不久，及當機立斷偷渡離開，定居雪梨，那時的船費以黃金計算，按媽媽的說法：「價格一直漲，最高每個人要六兩黃金。我們家居住的巷弄小屋只值二兩。」

 

 

我十三歲抵達台北。在那之前，經過越南公立學校，接受一到六年級的教育。當時西貢的華校全數遭勒令關閉，許多華人家庭寧可讓孩子待在家裡，我爸卻不以為然，除了語文，越南學校還有數學、生物、物理、地理等其他知識呢！因為有上學的緣故，我順利通過台灣教育部的檢定考，編入國中二年級。

 

跟其他移民小朋友相比，我相對容易適應台灣的課程內容，同時又保留著越南書面語的記憶。

 

媽媽在台北越南移民聚集的木柵區開東南亞雜貨店，我和妹妹輪流在店裡幫忙。

 

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各國籍配偶及勞工在店裡來來去去，除了購物，偶爾會有人拜託抄寫中文地址、叫計程車，或寫下「我想買咳嗽藥」、「避孕藥、二十八顆一片」之類中文紙條。

 

最挑戰的一次，是從越南嫁過來的Ｔ姊持著從土地公廟裡求來的籤詩，要求翻譯。

我問：「妳用什麼話跟土地公求？」

Ｔ姊理直氣壯：「越南話啊，反正神靈都會聽懂吧？」

「有道理！」

但籤詩有古代典故啊，我費勁翻譯了一陣子，再確認：「所以，妳覺得土地公給的籤很準嗎？」

Ｔ姊連連點頭：「有耶，很準耶！」

 

我以為，這些只是隨手協助而已，從沒想過後來竟也有機會去機關單位，替越南移民工進行翻譯。

 

 

大約在一九九○年代中期以前，移居台灣的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移民，大多是華裔。人們搭飛機飛往泰國曼谷，再轉乘由中華民國政府派來的華航來到台北。我們一家四口循著同樣的路徑，定居木柵。

 

木柵有一大片名為「安康社區」的平價國宅，幾十棟灰色四層樓的老公寓。中南半島的移民帶著逃避戰亂與貧困的恍惚心情住進來，努力尋找工作，安頓家人，彼此之間以廣府話夾雜越南語交談。

 

我的爸媽初來乍到，除了無法從事工地體力活之外，做了各種移民會做的工作，例如縫製成衣、電子零件工廠作業、大廈警衛等等，最後決定在安康市場租下攤位，販售東南亞調味品食材。

 

幾年之後，開始出現嫁給台灣人的越南南方女孩。她們幾乎都來自九龍江平原，華裔移民和女孩們以南方腔溝通，無絲毫障礙。女孩們對華人並不陌生，畢竟自清朝初期以來，拒絕降清的「明鄉人」最早投奔而來，獲得越南阮氏朝廷許可定居墾荒。

 

華人於是漸漸在南越開枝散葉，九龍江平原的越南語甚至摻雜了許多潮州話和廣府話的詞彙。

 

南方女孩因能在台灣聽見越南話而安心下來，至於華裔則從女孩們那裡，憶起遼闊無邊的稻田、椰子樹以及街區午後的滂沱大雨。

 

 

未完待續．．．越南移民（下）

 

（摘自：寶瓶文化《我當司法通譯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