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信醫院的故事】

◎黃達夫院長

一九八〇年後期，癌症連續十年為台灣死因之首位。有個機會，跟李國鼎先生討論台灣癌症的問題時，他想知道我的想法。我跟他說，台灣土地面積比荷蘭小一點，人口比荷蘭多一點，大小滿相近。我建議模仿荷蘭模式，由國家在北部設立一個癌症中心，並在中部、南部及東部設立分院。由主要的癌症中心，統籌負責推廣癌症預防與診治的事務，包括教育訓練，訂定不同癌症的治療準則，並設計品質監測的機制，訂定指標，來確保癌症醫療的品質並促進進步。執行方法是，由四個院區舉行例行的共同研討會，從不斷檢討及互相學習中，一起求進步。

李先生就做了決定，請我撰寫一份計畫書，並由行政院召集醫療主管單位及台灣醫界重要人物，一起召開了可行性評估會議。結果，這個計畫被台灣醫界否定了。

這時，台灣經濟起飛，李先生認為台灣民間已經有財力來貢獻社會，就主動去找一些企業家募款。但企業家們各自有設立醫院的盤算，募款成效不佳。有天，李先生親自拜訪辜振甫先生，告訴辜先生，他想說服我回國服務，因為，我是在美國完成完整癌症診治訓練的專家，又是辜先生的外甥，請他幫忙捐助，為台灣建立一所癌症醫院，造福台灣的癌症病人。

辜先生認同這是一個以實際行動回饋台灣社會的機會，就決定與辜濂松先生的和信事業體，一同來捐款成立台灣第一所癌症專科醫院。對於他們展現的決心與行動力，我衷心感激。

除了捐款，初期，辜先生還請他集團內的優秀高階副總經理金作謨先生擔任我的副執行長，大力支持我，把醫院設立起來。第一筆捐款四億元，用於臨時中心（租用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兩個樓層）的整修，儀器設備的購買，專業人員的教育訓練，及初期醫院的營運經費。

後來，建造永久中心的醫療大樓時，和信企業團再資助了二十五億元，就是幫助醫院成長的第一份養分。我非常珍惜這份寶貴的資源，確保每一份資源，獲得充分運用。多年後，我可以肯定地說，和信醫院這畝田地，已結實纍纍。

多年來，我一直與杜克大學維持緊密的互惠關係，譬如，我在台灣與一些杜克校友捐款給杜克大學，設立獎學金給台灣高中畢業生，到杜克念大學修學士學位。而我後來設立的「醫學教育促進基金會」，如今已經以全額獎學金送出累計八十七位國立醫學院的醫學生，去杜克與杜克醫學院學生一起實習三個月，拓展他們的視野。不少醫學生日後選擇到美國修博士學位或臨床訓練。

我完全本著為台灣培養人才的初衷，我認為，不論學生最後在何處服務，都是在貢獻所長，都是有益社會的。杜克醫學院的名言：「優秀的年輕醫師是杜克醫學院首要的產物」（Young physicians are our prime product），我深深相信，醫學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傳承，就是繼往開來。

二〇一八年，承蒙趙元修先生及辜懷箴女士的捐款，我們成立了「醫療領導培育中心」（The New School），由和信醫院邀請美國史丹佛、哈佛、杜克等名校的公衛、醫療政策、醫療經濟等專家來授課，並與政大EMBA合作，接受四十五歲以下不同領域的醫事人員，培養他們成為有多元思維的醫界領袖人物。至今已有二十七位結業。

三年前，我們又獲得一位離世病人家屬的捐款，成立石文姈獎學金，一年遴選三位剛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年輕醫師到前述名校兩年，進修碩士學位，包括醫政、基礎研究及臨床教育三個領域。

我送醫學生到杜克實習，及提供前述兩個獎學金給醫師及醫事人員，學習成為更好的醫界領袖，我都主張，取諸於社會，用諸於社會。我認為醫學生及醫事人員的學習，都是為了帶給台灣病人更好的照顧，所以，我不要求他們一定要回到和信服務。

只是，目前台灣醫界正面臨一個巨大的危機。健保給付低廉又論量計酬，長期以來，台灣絕大多數醫療機構，都以「衝量」及開發「自費項目」來增加醫院的收入。在三十年後的今天，醫療品質淪為口號，醫療風氣向下沉淪，醫院經營皆以更多盈餘為目標。病人接受到的往往是沒有好處，甚至有害處的高貴自費醫療。

二〇二三年，衛生福利部公布委託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做全國所有醫院住院病人對於醫療品質的滿意度調查，和信醫院居全台之冠。可是，不隨波逐流的結果，醫院財務愈來愈難達到收支平衡，令人無可奈何！

（摘自天下文化遠見出版《師心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