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脅迫台灣很便宜？兩岸交流的「誤判」】

◎謝長泰／中研院院士

與中國交往通常被視為具有穩定作用。在台灣海峽，儘管衝突風險上升，這種假設仍是呼籲增加兩岸接觸的基礎。

但這種觀點建立在一個日益錯誤的診斷之上。因為問題不再是北京誤解台灣。而是北京可能已經學到，脅迫的成本很低。

如果風險在於「誤判」，交往會有幫助。更多的溝通將降低意外升級的機率，這也是人們心中所想的邏輯。

這正是一九一四年一戰爆發前夕的邏輯。塔克曼（Barbara Tuchman）在其經典著作《8月砲火》中描繪了一個關於誤判的故事──領導人因為誤讀彼此，以至於犯錯走向戰爭，一旦事態啟動便無法停止。在那樣的世界裡，溝通的確具備穩定局勢的作用。

但還有另一種邏輯，方向完全相反。1938年的「慕尼黑協定」就不是誤解造成的。英國首相張伯倫沒有誤判希特勒，但他誤判了希特勒怎麼解讀讓步。

當時，英國與法國同意希特勒佔領蘇台德地區，換取「和平」。讓希特勒認為，脅迫可能在不遭受實質抵抗下，獲得利益。

這個信號非常明確，降低了希特勒評估侵略鄰國的預期成本。隨之而來，希特勒不是克制，而是入侵波蘭。

台灣的局勢，正從一九一四年轉向一九三八年。中國在台灣周邊升溫的軍事活動，並非隨機，是有行為模式、持續重複且遞增的。這些送出的信號並非混亂，而是試探。

從試探評估脅迫成本

問題已不是北京是否理解台灣的立場，而是北京正從台灣回應脅迫的行為中，學到什麼。

北京不與台灣的執政黨往來。它選擇與在野黨、地方政府以及特定產業交往。這種選擇不僅只是管理關係，更形塑北京眼中的台灣。

國民黨高層多次高調訪中，商討擴大台企、農產品出口的市場准入與地方合作。

這些訪問後通常會伴隨針對性的利多，如恢復特定產品進口、為中小企業提供便利，或與持續交流掛鉤的合作。

國民黨立委也推遲或抵制部份軍購方案，對延長兵役表示懷疑。這些行動多以財政成本、社會折衷為理由。

反對立場是民主政治的一部份，更是外界可觀察到的信號，不僅反映台灣的偏好，還提高了支持妥協者的地位。

北京觀察到的不是台灣的真實偏好，而是向妥協傾斜的偏誤樣本。

這種扭曲影響深遠。因為威懾的效力在於信念。如果北京看到的是，對抗的力道受到政治力約束，會認為脅迫比實際成本更低廉。

即使防衛能力不變，威懾力道仍可能被侵蝕。這就是一九三八年的邏輯——並非戲劇性的讓步，但對希特勒的嚇阻力逐漸下降。

後續該怎麼做？

修正信號、減少誤判

首先，透明度並非裝飾。如果經濟利益和政治決定「誰能說話」以及「什麼被聽到」，這些管道就應該透明。

其次，代表性對「阻卻策略」至關重要。排除執政當局的交往不只是減少了溝通，它還系統性地使其產生偏見。擴大交流對象並非讓步，而是修正信號。

對國民黨而言，這產生一個策略性選擇：繼續與北京交往能帶來政治和經濟利益。

另一種選擇，是國民黨應堅持兩岸交流必須包含執政黨，或至少反映台灣完整的政治光譜；還應明確表示，經濟合作不能取代台灣更廣泛的安保態勢。

（摘自天下雜誌84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