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教授桑德爾：傲慢的有錢菁英，造就霸凌全球的川普】

我們為什麼要關注社會不平等？我認為有三個原因：第一，隨著貧富差距惡化，社會底層的人已無法滿足基本生活所需，例如健康、教育和安身立命的居所。第二個原因則牽涉到社會的團結與和諧。

幾十年來，財力雄厚和經濟困頓的人幾乎活在各自獨立的世界。富裕的人送孩子上私校，經濟普通、中下階層則選擇公立學校。舉凡工作、生活、玩樂，人們各自處在由階級劃分的平行世界中。

全民共享的公共空間正在消失，我有深刻的體會。一九六〇年代，我與所有棒球迷一樣，得在露天的體育場為球隊加油，一面淋雨、一面吃著濕掉的熱狗，不論身分地位，人人都要花時間排隊上廁所。

到了二〇〇〇年代，體育場出現豪華包廂。我有幸體驗過豪華包廂，可以一面享受空調、吃著更精緻的餐點，確實是極舒適的體驗。然而，當有錢人遠離看台上的普通人，階級共融的機會也消失了。

如果階級隔離的狀況只發生在體育場，那也沒什麼大不了。問題是，當代社會的食衣住行都陸續跟進，打造「豪華包廂」的制度。於是，我們不再理解對方、不再團結，更別說互相擔負義務與責任。

我們必須對抗不平等的第三個原因，則與勞動尊嚴有關。當代接受高等教育的菁英深信，成功是自己的功勞，且市場會「論才智行賞」（meritocracy，又譯功績主義），給予他們豐厚回報。

相對地，落後者被認為要為自己的命運負責。

菁英的傲慢造就川普時代

沒有學位的勞工階級，例如建築工人、水電師傅、看護等，他們為社會的共同利益做出寶貴的貢獻，薪資收入卻遠低於避險基金經理人，因此被視為「失敗者」。但是，個人價值真能如此衡量嗎？

當代不同職業的薪資水平如此懸殊，除了不公平，也是一種羞辱，是社會對勞動者的集體羞辱。很不幸地，我們任由這樣的觀念撕裂社會，反菁英、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也因此趁隙崛起。

美國總統川普於是得到舞台。二〇一六年，川普利用了勞工的憤怒，這群勞工曾經投票給民主黨，卻自覺遭到背叛，因為美國民主黨無力解決全球化下日益擴大的不平等問題。

憤怒源於一九九〇年代，隨著自由貿易協定打破國家邊界，美國製造業開始將工作外包到工資低廉、環保意識低落的國家。有一成的美國人因此獲得巨大收益，反觀美國中西部工業社區的工人，面臨的卻是薪資停滯，產業空洞化。

事實上，川普不曾提出好的解決方案，他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國祭出對等關稅，猶如霸凌、製造混亂，對全球經濟秩序造成深度破壞。

而川普替勞工「教訓」菁英的方式，是揚言撤銷哈佛大學免稅的地位，凍結高等教育體系的公共補貼。

諷刺的是，來自聯邦政府的公共補貼，原是為了促進公平的招生系統，為經濟弱勢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和生活津貼，並且促進生物醫學研究的進展，為癌症、糖尿病找到更好的治療方法。川普政府如今抽走預算，損害的仍是公眾利益。

我認為，市場的力量不應該凌駕於社會責任，而社會共同體的歸屬感、團結，是公民集體對抗不公平的動力來源。這樣的理念，與右翼保守派鼓吹的愛國主義其實有部份重疊。不同的是，「讓美國再次偉大」操弄的是對外來者的仇恨。

此外，我們得挑戰大型企業的影響力，大力執行反壟斷法，藉此翻轉金權政治，從既得利益者手中奪回政治決定權。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則要對抗社群媒體打造的同溫層，那是極化言論的溫床，正在侵蝕公共對話的品質。

全球當前需要一個大膽的民主復興計劃，經濟果實不只要促進GDP的成長，也必須培養能夠思辨重大公共議題的公民，有能力為彼此承擔更多責任。對抗不平等，是為了更理想的未來──在那裡，人們推進、共享公共利益，平等地過著體面的生活。

（圖、文／摘自天下雜誌第8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