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據時代，漢詩仕紳如何在政治上和殖民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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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宥勳

台灣的「古典文學」，或說「漢文學」，是從明鄭時期移入的。到了清領時期，隨著台灣本土的仕紳家族漸漸成形，許多人開始能夠進入中國的科舉體制，考取功名。伴隨著科舉體制的，就是文化、教育事業的擴張──畢竟每一名能夠考取的進士背後，都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文人群體。這些文人不見得人人都能官運亨通，但全部都浸淫於中國古典文學的傳統當中，也有能力結合成為文學社團、出版自己的著作。因此，在清領末期，台灣基本上已經擁有了數量可觀的古典文人，他們孜孜矻矻、吟詠一生，一方面努力擠過科舉的窄門，一方面也產生了為數頗豐的文學創作。

然而，時代巨變斬斷了他們的生涯規劃。一八九五年，清朝在甲午戰爭中戰敗，將台灣割讓給日本。一時之間，台灣的古典文人陷入了兩難：如果留在台灣，則一身技藝將無用武之地，畢竟日本並沒有科舉給你考；如果離開台灣，雖然可以留在熟悉的中國文化傳統內，但必須放棄長年的家族基業，就此離鄉背井。兩種方案都有人選擇，比如台南詩人許南英就選擇離開，此後便在南洋與中國謀生。

相反的，選擇留下來的人，則陷入深沉的焦慮；台灣即將被異族統治，長久累積下來的古典文學傳統，想必會被連根拔起吧？我們要做點什麼，才能「維繫斯文於一線」，避免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通通被洗刷殆盡？

沒想到，他們完全想錯日本人了。

沒錯，日本人占有台灣之後，確實對全島展開掃蕩、鎮壓，也以「陋習」的名義，消滅了許多台灣的民間文化。但是，這些文人最珍視的古典文學，非但沒有被消滅，反而在日治時期進入了空前昌盛的黃金時代。為什麼會這樣？這就可以看見日本殖民政府的治理手段有多細緻了。作為外來政權，日本人不可能立刻掌握台灣社會每一個角落，他們勢必會需要籠絡部分台灣人的配合，才能控制地方、推行政策。要是什麼都靠軍事鎮壓，光是軍費就足以拖垮國庫，絕非長久之計。既然要挑選協力者，自然是優先挑選地方上有錢有勢的人──那些自清領時期以來，就已是仕紳、地主的家族，豈不是上好的選擇？

鎖定了目標，接下來的問題就是：要如何籠絡他們？你當然可以用錢收買。但是，利益是叛服無常的，唯有共同的價值觀，才能讓這樣的政治結盟堅不可破……

漢詩。日本人發現了仕紳們的焦慮：他們害怕漢詩被消滅。

而日本，恰巧也是一個有悠久漢詩傳統的國家。

雖然日語的發音和漢語完全不同，但在古典文學的世界哩，日本文人和中國文人同樣都能用漢字來作詩。秦始皇數千年前所達成的「書同文」成就，一直深刻影響著東亞世界。包含中國、日本、韓國、越南等地，都有一批嘴上說著不同語言，筆下卻能互相溝通的文人群體。

於是，日本殖民政府調派了大量漢詩詩人來台灣當官。他們本身的專業還是其次，重點是他們能作詩，能與台灣仕紳酬酢、唱和。台灣仕紳本來陷入「維繫斯文於一線」的焦慮裡，結果一看：日本人不但沒有扼殺漢詩，反而還大加鼓勵，自然是大喜過望，對日本人的好感度立刻大增。殖民政府於是大量舉辦「饗老典」、「揚文會」，以及更多的詩會等活動，將這些台灣仕紳收攏起來。在詩會裡，他們把酒言歡、吟詩作對，沉浸在共同的文學氛圍裡；走出詩會，殖民政府則透過這些仕紳的人際網路，將控制力深入台灣每一處社群。在傳統的農業社會裡，還有什麼比這些地主階級的仕紳，更有喊水能結凍的威力？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就能意識到：連雅堂的「古典詩人」跟「為殖民者辯護」這兩項反派角色，事實上是同一項交易、同一座天平的兩端。為了保護他們心目中的文化傳統，許多仕紳決定在政治上和殖民者合作。如此一來，仕紳的家業能夠保全、利益能夠得到政治掩護，更棒的是，他們還能安慰自己：我至少守住了老祖宗傳下來的東西。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中國古典傳統明明很推崇「氣節」，但當時許多文人卻能非常直白地諂媚殖民者吧；畢竟他們心中有更重要的目標。

（摘自《他們互相傷害的時候：台灣文學百年論戰》，作者／朱宥勳，出版／大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