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小說可以負載的靈思：讀陳千武《獵女犯》】

◎朱宥勳（作家）

一直以來，我都認為陳千武是台灣最被低估的小說家之一。部分的原因，或許是他以詩人桓夫知名，在新詩方面的成就太過耀眼，蓋過了他的小說創作；也或許是因為他的小說數量較少，總共只有《獵女犯：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和《情虜》兩本。而後者卻又體例不一，真正完整的作品恐怕只能算上《獵女犯》。

然而，就算只考慮《獵女犯》，陳千武也足以在台灣小說史上留名。正如同「台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的副題，這本書是以一名日治時期的志願兵林逸平為主軸，所撰寫的一系列短篇小說。陳千武以短篇連作的形式，用十六篇小說涵蓋了台灣人被迫參加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從徵召受訓、搭船到東南亞、登陸之後轉戰各地，一直到日本戰敗，幾經波折才復員回鄉等過程，通通收攬在一部小說裡。

但《獵女犯》的珍貴之處，並不只在於記錄了歷史，更在陳千武以其敏銳、精微的感性，捕捉了戰時台灣人從未被正視的心靈狀態。平心而論，《獵女犯》的文字並不算「好」，當今讀者讀來甚至會有「卡卡的」之感，這是那一代「跨語世代」作家難以逃脫的印記。不過文學的微妙之處，就在於「美文」與「好的文學」未必全等。《獵女犯》在在證明了，即使文字時有鬆脫、句法時有怪異之處，但像陳千武這樣的一流作家，就是能夠用不太流利的文句，抓到文體大師也未必能及的心緒。

陳千武擅長營造「各種人、以各種超出想像的狀態交織」，這使得他的小說雖然沒有雄渾的大部隊交戰場面，卻更能看到戰爭如何把各式各樣本來無關的人生，通通絞纏成難以分離的亂線。我沒有正式統計，但在我的印象裡，台灣文學很少有如《獵女犯》一般，同時匯集了這麼多不同族群的作品。日本軍官、沖繩新兵、台籍志願兵、來自日本朝鮮菲律賓的慰安婦、印尼當地的原住民與娘惹、前殖民者荷蘭人、移民到東南亞的中國人⋯⋯甚至還有士兵之間的同性性行為（但不是性愛）。戰爭使得人們離開了安居樂業之地，無論是侵入者還是被侵入者，都在此一殘暴的背景下，有了一重扭曲的「跨文化交流」。而恰恰是在諸族群交會衝擊的地帶，《獵女犯》把一個看似老掉牙的題目寫出了新境界：台灣人是什麼？「我」的內涵與邊界何在？

設想最精彩的一篇，自然是名作〈獵女犯〉了。主角林兵長奉命參與一場掠奪與押送任務：從印尼人的村落裡，強擄婦女來當作日軍的慰安婦。然而在任務期間，林兵長卻在被俘虜的印尼婦女行列裡，聽到了「台灣話」，這讓離鄉萬里的林兵長大為興奮，忍不住向女主角賴莎琳搭話。但為什麼印尼女性會講「台灣話」？原來賴莎琳的母親是中國人（顯然是福建人）與荷蘭人的混血，然後母親又與印尼人結婚，然後用她操持的「福佬話」和林兵長溝通。如此層層疊疊的族群因緣，最終卻讓賴莎琳成了拷問台灣人心靈的角色──如果你是日本人，為什麼你會講「我們的話」；如果你不是日本人，你為什麼要幫日本人來掠奪我們？

賴莎琳（對林兵長）的靈魂拷問，逼出了台灣文學史上罕有的「戰爭倫理反省」。在歷史上，台灣人並不是可以出兵侵略他國的強權；甚至像林兵長這樣的台灣人，還必須被殖民者「強迫志願」，來打一場自己根本不想打的戰爭。然而陳千武並沒有自居受害者，而輕放了台灣人可能的戰爭責任。透過林兵長的處境，〈獵女犯〉通篇都在自我拷問：是嗎？我們真的沒有責任嗎？就算這不是一場自願的戰爭，消極配合的人，真的可以說一切都與我無關嗎？由此，小說最後的意象「無能的獵女犯」，就呈現了既矛盾又複雜的反省。「無能」也者，說的是台灣人在戰爭中身不由己；然而林兵長最終也承認了，他仍是「獵女犯」，並不是毫無嫌疑的。此中深度，幾乎可以說是台灣文學史上僅見的。

除此之外，《獵女犯》表面上是「日治時期的戰爭故事」，實際上卻也隱微呈現了陳千武對戰後國府時代的批判。

〈遺像〉是唯一不以林逸平為主角的小說，他甚至根本沒有登場。隨著故事的進行，我們才發現這篇小說的敘事者，是賴文欽的戀人秀玉。秀玉上一次出現，是在〈死的預測〉當中，賴文欽講到自己不願耽誤女友的人生，而不願意在戰前結婚的那位女友。這麼說來，賴文欽活著回到台灣，秀玉也始終等待著他，兩人應當能有美滿的未來了吧？但小說是這樣結尾的：

然而，她正要去南部的時候，她卻接到了欽亡故的訃音。──那是在一次很短的動亂中，欽被治安的步兵誤殺了。欽的死是冤枉的，絕不是他有所預料的吧。

稍有台灣史敏感度的讀者，一看就會發現蹊蹺：二次大戰後、很短的動亂、治安的步兵──這不是二二八事件還能是什麽？

原來，在戰爭裡沒死的人，最後是死在了二二八裡。《獵女犯》全書沒有一字提到二二八，卻將這一樁「終於到來的死亡」，安排在舉重若輕的末尾，其暗示的意義已十分明顯。二次世界大戰自然是台灣史上一次強烈的苦難經驗，但雨過之後並沒有天青，反而是迎來下一陣暴雨。十數篇戰爭小說的鋪陳，卻在最後以一句話扭轉方向，如此輕靈的思路，恐怕也是台灣文學裡罕見的了。

❐文／摘自《獵女犯》新版序，大塊文化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