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夢崩後的「活的死人／死的活人」

張秀哲自傳性的《「勿忘台灣」落花夢》1947年出版，張秀哲在二二八事變時，曾被抓去坐過牢，出獄後這本書才出版，可是不久書被收回銷毀。想必很少人知道他及這本書。《「勿忘台灣」落花夢》於2013年修訂及更正，加上解說及圖片後，再重新出版(圖1)。這本書，主要詳寫1925-1935年間的「落花夢」，他的「祖國夢」。

圖1. 《「勿忘台灣」落花夢》封面

張秀哲的兒子張超英的口述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圖2)，早幾年(2006年)出版，兒子的傳記及他為父親的書再出版的序，寫了不少張秀哲戰後回台灣後的典故。題目中的「活的死人／死的活人」，是他兒子描寫他父親1947年出獄後，到1982年過逝前三十五年，「祖國夢」崩後的生涯。

圖2. 陳柔縉著張超英口述傳記：《宮前町九十番地》

〔富裕家庭出身〕

張秀哲本名張月澄，1925年到廣州後，主要用張秀哲這名字。他有複雜的人生，主要因爲出身於有國際關聯的富裕家庭，獨子而且父親特意栽培他。父親張聰明1884年出生，在青少年時，就去學日語，又當過律師翻譯。以後從事煤礦事業成功，再經營進出口以及金融事業，一向跟日本、中國、香港有來往。

張秀哲生於1905年，小學生時就被父親送去日本京都讀小學，由當時在京都大學研究的杜聰明幫忙照顧(圖3)。小學畢業回台，考上日本人上的台北一中。後來父親安排他去香港英國人辦的拔萃學院。不過很快地，抱著「祖國可解救台灣」的期望，前往廣州，不想再消耗在「醉生夢死的地方香港」。

圖3. 張秀哲(站者)與杜聰明。(謹謝杜淑純女史提供)。

〔祖國夢〕

先去美國人辦的嶺南大學，以後再轉入中山大學的法科政治系。當然很快地就知道「祖國」自顧不暇，無法幫忙台灣。只能向中國人宣揚，鼓吹不要忘記台灣。常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甚至辦了雜誌《勿忘台灣》來推廣，後來還把文章，集成一書《勿忘台灣》自費出版。

1926年12月他跟台灣青年多人成立「廣東台灣留學生聯合會」，次年秘密地成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還辦了的機關雜誌《台灣先鋒》。跟國民黨元老廖仲愷的子女及部屬來往，積極各種工作，如訪問黃埔軍校，結交名士如郭沫若、魯迅、戴季陶，及向來訪的台灣人宣傳等。

由於國民黨及共產黨的黨爭，逃離混亂的廣州到上海。1927年7月在上海英國租界被逮捕，他向英國偵探表明是台灣人。英警照會日本領事館，馬上查出他是台灣要拘捕的「叛徒」，把他送回台灣受審。於1928年12月被判刑，懲役(有期徒刑)兩年，執行猶餘(緩刑)5年。還規定須「在留禁止」到1931年，不能隨便離開居住地。

出獄後，於1930年8月跟甘寳釵結婚，1931年「在留禁止」解除後，再到上海。第二年因一二八事變，到日本東京避難。有機會到東京帝大當研究員，趁機寫下並出版，35萬字的學術著作《國民政府の外交及外交行政》，被日本學界評爲中國留日學者的最好傑作。1933年妻子甘寳釵在台灣病逝，他於1939年再娶日籍吉井正子女士。

〔祖國夢崩〕

1945年二次大戰一結束就回台，先隱居北投別墅寫作。後來台灣長官公署的一官員是舊識，邀請他出任公營的紡織分公司的總經理。因深受日本教育而痛惡貪汙，張秀哲成了公司中祖國派的貪污擋路人。二二八事變後，公司內多人聯名密告，指他唆使台灣人打中國來的職員，被特務以「叛亂嫌疑」抓走，關到警總情報處。

事有湊巧，常來他家走動的一警總少校，撞見張秀哲被關進去，趕緊奔告他父親張聰明。張聰明拜託財政廳長嚴家淦，甚至陳儀仍救不出來。最後還是請到柯遠芬親自去牢裡，把張秀哲提出來，究竟是靠人際關係或金錢產生作用，他兒子張超英説不知道。

二二八事變被抓及釋放後，他的祖國夢完全崩潰。張超英說「日治時代為了抗日，參加中國革命運動，做了兩年牢獄。國民政府來，卻差一點喪命，他的夢、他的希望，完全的破滅—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觸，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如同廢人一般，連笑都不會笑了」，「吃飯時，偶而會出現，但永遠面無表情。—長孫女出生—-臉上也看不出一絲笑容，連摸一下小孫女都沒有」。

兒子說張秀哲會成「如同廢人一般」，不僅是因爲自己的被抓及差點死亡，他在獄中看到及以後知道一些朋友，殘忍地被殺害及種種的迫害，讓他自此灰心喪志。一位有多元的教育，又多才多藝，會辦活動且會寫作，作學術研究更是第一流，該是極難得的好人材。1947年出獄後，一直到1982年逝世約35年是「活的死人／死的活人」。

（轉載自新公民議會，作者/朱真一）

作者資料：

朱真一(Jen-YihChu)：1965年台大醫學院醫科畢業，Berkeley加州大學PhD，專門小兒血液/癌瘤學。曾任職聖路易(St.Louis)大學醫學院小兒科，2006年退休為名譽教授。對探討台灣歷史文化及醫學人文有興趣，出版過這類書籍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