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瘋車」運動】

◎劉育育

時間回到二〇一三年四月，春天的未尾，因為看到新聞報導，我踩著好奇的腳步，來到台北市復興北路與長安東路的交叉口。

在我眼前的畫面，有點魔幻，讓我一時難以相信：在經濟部能源局的辦公大樓前，一群皮膚曬得黝黑、面容凝重的苑裡鄉親，已經在那裡沉默靜坐、絕食許久了。

車水馬龍的台北，依舊擁擠忙碌，旁邊有一間炫光四射的星聚點KTV，映照在鄉親們憂愁無助的臉上。路過的民眾帶著好奇的眼神看著他們，卻沒有人停下來問候，甚至有人快速走過，好似避之唯恐不及。

高中畢業後，就離開苑裡北上就學、工作的我，有些陌生地看著這群與我來自同樣家鄉、土地的人們時，當時心頭油然而生一股害怕與悲傷：

過去，有多少像我一樣來自偏鄉的青年，遠來台北勞動，以為在這更進步繁華、更接近權力核心的台北，只要靠著自己的打拼與努力，就能安存於社會、出人頭地。這些現場抗議的長輩們，是否也曾經將年輕的勞動身體獻給了台北？這次遠道而來，是否仍希望坐在權力中心的台北官員，能夠看見他們的努力、聽懂他們的沉痛控訴？

然而，在這熱鬧喧囂的台北市大街上，我突然感受到，終究，我是來自偏鄉的孩子。羅大佑〈鹿港小鎮〉裡那句「台北不是我的家」，湧現在我的心頭。

「我和這群只有一席簡陋帳篷擋風遮雨的鄉親，就像螞蟻一般，聲音微弱不被聽見。有權力的政商結構，只要輕輕一捏，就輕易地碾碎我們單薄不值的生命。」

當天回去之後，我在日記本裡寫下這句話，同時感覺到自己內心深切的渴望：我想要陪同這群鄉親，踏上這條反瘋車的道路。我還不確定我能做些什麼，但我想跟鄉親們一起嘗試，在抗爭中共同前進、共同發展。

當時，我在新北市的蘆荻社區大學工作，是大學畢業後就進入的NGO組織。在那裡，我磨練了社區蹲點和日常組織工作方法，也時常反覆思考社會運動的樣貌為何？

形成苑裡的集體訴求

偏鄉，是遠離發展中心的鄉村土地。偏鄉有限的經濟活動，意味著相對原始、尚未開發的生態環境，以及比較「憨厚老實」的居民。在台灣過往許多開發案中，廠商即是看準這些特質，開始有了一些不正當的想法，想將鄉村土地當成他們事業擴張的「處女地」，過程中常常會有意無意繞過一些程序、規範與倫理，以追求這門生意可以成本越低越好、收益越高越好。

擁有天然優良風場的苑裡沿海地區，在當年被德商風力發電開發公司英華威相中，試圖在此設置風機，但也因為缺乏溝通，與苑裡鄉親爆發了激烈衝突。

持平來說，在二〇一三年的台灣，風力發電仍屬新興事業領域。不管是政府還是廠商，都缺乏經驗可以參考，相關的規範更是一片空白。

所以，一開始鄉親們確實不是非常清楚，這些大型風力發電機，究竟會給生態環境與健康帶來怎樣的影響。然而，透過鄉里間的親友消息，大家輾轉認識了台中大安、苗栗後龍等地「風車旁的居民」，才意識到風機設立可能會對自己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

在認識議題的過程當中，我開始思考：偏鄉的發展方向，是由誰來想像與執行的？地方鄉親的聲音，要如何被聽見與重視，民眾參與機制又該如何建立？而在當時，社會上支持反核的聲浪也同樣高漲，有些人將反風車運動與反核運動錯誤地對立起來，認為檢討綠能問題，不利於反核，這樣的迷思該如何突破？

除了這些思想上的碰撞，返回故鄉抗爭，也讓我有很深刻的感覺，在都會區，社會議題的抗爭可以號召到很多大學生、社會團體一起參與，換成在苑裡在地抗爭時，多半都是年長的鄉親來參與。

面對鄉親長輩，我的感覺並不陌生。他們跟我在蘆荻社大工作時，所遇到的三重，蘆洲地區學員很相似。在他們身上，我感覺得到歲月與辛勤勞動的痕跡，他們多半在很年輕時，便進入勞動市場求生存。他們可能在經濟上小有餘裕，並不是傳統定義的貧窮人家，但卻沒有機會學習現代的公共政策、法律相關觀念，造成他們想要為自己在乎的公共議題發聲時，成為了相對弱勢的一方。

每一天，我也在體會自己參與在地抗爭的感受變化。對我來說，在地抗爭最辛苦的，不只是在議題上跟政治人物或特定企業進行角力戰，而是跟鄉親一起調整步調，如何在集體決策過程中，透過共同勞動、順應農村生活步調的組織型態，學習參與公共事務。

在這過程當中，我們能不能開放地看見自己與他人？在既有不對等的社會結構下，嘗試拿回自己失落的權力，並長出自己的主體，同時為這樣的權力學習負起相應的責任？從反瘋車抗爭開始，到現在擔任鎮長的每一天，我都不停地在思考這些問題。

（摘自《鎮長週記：大家好，我是苗栗苑裡鎮長劉育育》，離島出版社）

（攝影／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