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何欣先生：我為何走入文學？】

生命，剛剛冒出了嫩芽，

就已隨時等著去接受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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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欣生於一九二二年，沒有趕上五四時代的風潮雲湧，卻承受了三〇年代以來的大混亂。他的中學時代，是在日軍占領下的北京度過的，很多同學言論稍有不慎，就會陷入牢獄之中。他和一些同學最後只好在游擊隊的引導下，通過日軍封鎖線，到陝西的城固去讀西北聯合大學。

他回憶說，到了後方，日子也是另一形式的緊張；在西北聯大，他們不僅要承受外來的悲苦，還要面對同學與同學間的鬥爭。城固，夾在西安與延安之間，因著國共兩黨的挑撥離間，學校竟然成了另一種形式的戰場。由於某些意識形態的鼓動，同學與同學、老師與老師，甚至老師與同學，常常一夜之間由朋友變為仇人。大家都很激昂，實際上除了抗日以外，並不真的知道自己激昂的是些什麽。而在那些激昂的背後，學校裡經常瀰漫著苦悶和不安，每隔一段時日，就會爆發出一些騷動；無謂的騷動往往又會帶來一些人無謂的死亡。回顧當年的情景，他常說：「政治真是人間的最大罪惡，而中國近數十年的政治又經常是經由屠刀和謊言來操控的。任何黨派，沒有一個能擺脫這樣的手法。」在西北聯大，他曾當過一任學生會的幹部，在一次騷亂裡被捕，送往一個叫甚麼店的地方審訊。何欣說，那哪裡是審訊，根本就是殺戮！還好在那裡遇到一位團長是他家的親戚，把他罵了一頓，私下放了。

時局的苦悶，環境的不安，能激發人的創作力量，但往往也有人因貧窮、飢餓、恐怖，終致短命而死。何先生曾多次談到他同學中有位青年詩人李滿紅，說他的才華遠在艾青、田間、綠原之上，可惜年紀輕輕就因病而死了。所以，他常說：「在那樣的變動時代，能活下來真可說是撿來的。名和利算得甚麼？還是福樓拜（G. Flaubert）的話有些道理：『人生虛無，藝術才是一切！』在文藝的世界裡，人才會思考生命的真實。」這就是他接近文學的原因。

（文／摘自印刻文學《回首我們的時代》，尉天驄著）

（攝影／張堂龲，辣木樹上的五色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