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春明：看海的日子】

◎尉天驄

黃春明的作品和王禎和、七等生等人一樣，大多是出現於上世紀六〇年代後期，越戰接續韓戰，也是二次大戰後美式資本主義快速進入東南亞及東北亞的階段。在這段時間裡，經濟主義、商品主義、科技主義，再加上現實政治的運作，遂使得一股狂熱的美式現代化潮流成為整個社會發展的主動力量。它先湧入這些地區的各主要大都市，然後再擴及到四周的一些大市鎮，由近而遠，最後無遠弗屆，一步步加快了這些地區的澈底改變。這就是所謂的「亞洲四條小龍」出現而得意的時代。

在這一時代裡，美式「現代化」在含義上的曖昧心智固然給予人們以極其濃厚的理想主義的色彩，而一些人，因暴發戶式的富有現象，也使人在貧窮中產生無限地嚮往。這就是社會上普遍流行的「奇蹟」。

在這樣上下交征利的作為下，不僅首善之區地台北澈澈底底地改變了它的外貌，而且在金錢主義的作用下，一個原本樸實、刻苦、勤勞的社會本質，也在消費主義、享樂主義下作了極大的改變。在追求高度經濟成長的目標下，不僅土地變成了工具和商品，就連人也變成了工具和商品。於是在與庸俗的大眾傳播交互運作下，一片繁榮的物質景象中便埋伏下一步步的危機。

不僅如此，就連那些大都市四周的小市鎮也不可或免地遭到了史無前例的異化，一步一步加深了人的貪婪性及虛偽性，這樣，也就一步步摧毀了這些小市鎮原有的樸實與淳厚，切斷了人與人、人與土地、人與事事物物的血肉相連、生死與共的關係，使人的生活變成無所依賴，無所關懷，無所奉獻；既不能去愛，也不能被愛；於是內心的世界就成了一個空白的世界。在這樣的情况下，個人的理想只能在感官世界中追求滿足，使得他的世界愈來愈小，最後將人剝光得只剩下本能，過著無根的生活。

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小市鎮的現實便使人一變而成為新的游牧民族；將人從他生活、居住的土地上連根拔起。於是，從那些小市鎮到台北，或從台北到那些小市鎮，便成為居住在那地區人物（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飄泊、流浪、冒險的途程。這就是從上世紀五〇年代後期開始，到此後的三十年間，一些鄉村小說產生的背景。

在這方面，黃春明是與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等人還有所不同，他雖然對台北這樣的大都市生活幾近於絕望，然而對於他生於斯、長於斯的故鄉卻仍然懷抱著濃厚的眷戀和企望。而且更難得的，是這些眷戀和企望並不僅止於鄉愁式的感傷，而是面臨即將崩潰的現代文明作出了深度的思考。透過小說他似乎有這樣的警覺：小市鎮是人類命運的最後一道防線，這道防線如果澈底消失了，也就是人類生存的末日。

也就是因為這樣，〈看海的日子〉中，我們看到身為妓女的白梅如何努力於重建自我的尊嚴。她要忍辱負重地生下一個屬於自己的兒子。孩子生下了，她當了母親，受到了人們的肯定和尊重；於是坐在火車上，面對著似乎是宜蘭標誌的龜山島和大海，唱起了大地之歌、母親之歌，在這歌聲中，白梅終於重新拾回了她的生命！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比附，如果把「白梅」的「梅」聯想到「痗」和「梅」，把她的妓女的命運聯想到台灣近百年來被侮辱、被迫害的命運，則由「痗」到「梅」，由「妓女」到「偉大的母性」，不正是黃春明的心願嗎？再進一步想，不也是黃春明面對被工業文明、消費文明以及在工業文明、消費文明下所產生的功利主義、物質主義摧殘下的人類所發出的悲鳴和悲願嗎？

有一次他打電話跟我說：「歌德的《浮士德》寫上帝與魔鬼打賭，上帝認為人的追求最後是上升的，魔鬼則認為人的追求最後是走向墮落。歌德的結論是上帝勝利了；這是可疑的，我認為人在今天這樣消費社會中活下去，最後必然是徹底崩潰。我想改編這個故事。」這是他對人類前途的警覺。

（摘自印刻文學《回首我們的時代》）